丧父、种田、跑街、受辱……他，还曾是香港唯一的全国人大常委！
文丨华商韬略 · 华商名人堂 毕亚军
1997年6月25日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办公室发言人宣布，香港特区将告别英治授勋设立特区勋衔新制，以标志香港回归祖国后进入历史的新纪元。
大紫荆勋章（Great Bauhinia Medal，简称GBM）则是该授勋制下的最高荣誉奖励，今日起，华商韬略将陆续分享4位大紫荆勋章获得者的故事。
今天的主角是首批大紫荆勋章获得者曾宪梓先生。
曾宪梓1934年2月2日生于广东梅州扶大镇珊全村。
4岁时，因为已在泰国做生意的父亲不幸去世，曾宪梓便开始了“每天稀饭都吃不到”，“有难关，自己过”，“你瞧不起我，我做给你看”的苦成长。
曾宪梓的母亲有难得的远见。她咬紧牙关，磕着响头把曾宪梓和哥哥送进了全村唯一的小学。但念完小学后，母亲便再也无法供孩子们上学了。
16岁的哥哥去了泰国，11岁的曾宪梓则放牛砍柴，翻地种田。
直到新中国成立，命运发生了逆转。
“一个搞土改的同志看我在劳动后喜欢看书，亲自把我送到学校，对老师说，这个孩子很苦，家里情况也不好，要多关照。”
靠着国家给的每月3块钱的助学金，曾宪梓从梅县重点中学——东山中学开始，一直读到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。
在东山中学，曾宪梓含着泪学会了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，还在同学们的嘲讽中咬着牙夸下一个海口：将来要给学校捐一座更漂亮、更高级的大楼。
“从17岁到27岁，国家养了我10年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我，是祖国抚育我成长的。”
功成名就之后，这成了曾宪梓回忆人生的开场白。
1961年，曾宪梓被分配到广州农业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工作。
不久，人生轨迹又被改变。
已去泰国的哥哥，因父亲当年在泰国的遗产与叔父发生了争执，要他前往帮忙。
1963年5月，曾宪梓告别广州，转道香港，前往泰国。
“踏进港英那个桥头时，心里很难过。曾宪梓啊，你就这样离开祖国了吗？回头望望那个海关楼上的五星红旗，暗地里发誓，出去以后，一定要努力创造财富，将来有机会，在不同社会环境里面，用不同的方式来回报祖国。”
在香港一个姑姑家做了9个月保姆后，曾宪梓才想办法去到泰国。
看见哥哥和叔父为钱争得互不相认，受共产党教育的他，十分痛心，当即宣布自己完全放弃一切财产，然后两边劝和，调停了斗争。
之后，他往返于香港和泰国之间，做一些小买卖。
再之后，他借住于已在泰国小有成就的哥哥家里，帮其经营领带作坊，但不久就被当时可谓相当不懂事的哥哥、嫂嫂容不下：
“让我们走，快点走，即刻走。”
被嫂嫂驱逐的那晚，曾宪梓和妻子黄丽群一夜没睡，两人既无奈，也想不通：为什么这么努力，小心翼翼地做人，这人生还是越走越窄。
第二天，曾宪梓到贫民区找了一处房子，向哥哥提出还是希望回到厂里工作，但哥哥拒绝了。
痛心不已中，他卖掉所有财产——一只普通手表和一部普通相机，找客家乡亲借了一台缝纫机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：做领带到唐人街卖。
1968年春节前，曾宪梓回到香港，原计划找好房子后再家人团聚，但房子还没着落，已不想在泰国多留一日的母亲和妻儿就跟随到了香港。
愁眉不展之际，叔父辗转汇来一万港元，解了燃眉之急。
春节还没过，曾宪梓就已找到一个60平米，既可住、又可做工的房子，办起了一个名叫金狮领带公司的小作坊。
开工时，他手中已只有6000港元了：房租花了1000多；感谢姑姑当年的收留花了2000；购置生活和开工必需品花费近1000。
“这6000元可以花多久呢？一天生活50元，一个月就1500元。4个月吧。”
必须马不停蹄地工作，才能让一家人活下去。
即便马不停蹄，每天也都在担心吃不起饭的危机中度过。卖一打领带才能赚10元，曾宪梓夫妇必须每天做出并且卖掉5打，才能养活得了家。
别无选择，他们只能拼了。
“老给别人赶出来，一进门，就让我走。但我下了一个决心，卖不到60条就不回家，我要学怎么做生意，我和我的家人要吃饭。”
那期间，曾宪梓的汗水洒遍香港每个角落，包括马路上的地摊小贩，也要找机会套近乎，问问是否能帮忙代销。
那期间，曾宪梓六口之家每天的菜钱只有1港元。轮到他买菜，更节省：“买8角钱，觉得不能一下子将这1元钱全部用完。”
不达目标不回家的坚持下，曾宪梓的生意渐渐打开局面。
首先被改变的是总挨骂的情形。
一次，他到一个做西服的洋货部推销，刚进门，老板就大声斥骂。走出店门，曾宪梓差点流泪痛哭。
但，哭没有用。
他找到一个人少的地方坐下，不断问自己：为什么总会挨骂？是自己做错了？还是有钱人都这么不好？如何才能不这样？
第二天，曾宪梓穿西装打领带，什么也不带，再次去了洋货部。
“等店里没人时，叫了咖啡两个手送上，‘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昨天十分对不起，惹你生气了。我今天是特意来跟你赔礼道歉的’。”
老板有些不可思议，他说：“奇怪，一般人给我骂了永远不会回头，我昨天那么严厉地骂了你，你还专程来道歉。”
一翻诚意交谈后，老板告诉曾宪梓，“你做生意，我也做生意，我有客人在这里，你来以后，影响了我对客人的招待，所以就骂你，赶你。”
后来，他们成了好朋友。“不但买我领带，还给我建议。”
再后来，一想到骂过、赶过自己的人，都能成为主动跟自己要货的客户，曾宪梓就充满了信心，他的路也越走越宽。
当时，法国、意大利等外国名牌领带霸占着香港主流市场，几百家本地服饰服装厂，生产的领带却只能在街边店铺售卖。
熟悉门道之后，曾宪梓决定，要把香港领带市场从洋人手里夺过来。
第一步是到大百货公司买回最流行、最高档的四款国外名牌领带，将其拆到不能拆，对其内外用料、剪裁、缝合、图案、颜色、商标进行深入的解剖式研究。
第二步是把这些拆得七零八落的外国领带，按照原有的缝合方式恢复原状。一遍又一遍地剪裁、一遍又一遍地缝合，直到掌握这些技术。
第三步是自行生产。
苦战几十个昼夜后，曾宪梓做出了四打以德国高档领带布料生产的高档领带。拿出4条，跑到一家熟识的百货公司经理面前：
“这8条领带，4条是我向德国订购原料自己做的，4条是在你这里买的外国名牌。现在请你不要看商标，分辨一下，哪些是我做的，哪些是买来的。”
经理比较了大半天也分辨不出来，曾宪梓趁热打铁，把四打领带送进这家公司，和外国名牌摆在了一起。不到一个星期，经理便打电话给他：
“赶快再给我送四打来。”
初战告捷，曾宪梓决定将领带打入更多百货公司，但其他公司一听是香港货，直接拒之门外：“不是名牌，卖不出价钱。”
不平之下，曾宪梓决定自己做一个名牌出来！
第一个要做的是改名字。当时的香港赌风盛行，不少朋友都劝他，将广东话发音为“金输”的“金狮”改名，“金输金输，什么都输掉了。”
冥思苦想之际，机会就来了。
一个做推销的朋友，邀他一同去澳门玩，要介绍当时著名的百货公司——永安、先施百货公司男装部的几个部长给他认识。
旅行中，曾宪梓想出了新名字：“金利来”，也打开了香港主流市场的门。
整个过程，用情很深，用心也深。
“我跟那几个部长根本不熟悉，但想办法跟他做朋友，一起玩，到澳门以后，我就请客，结果交上朋友了。”
走到这一步，通常的想法是，该谈领带了，但曾宪梓不急。
“交上朋友，他们不问，我也不主动说，我是干什么的。一个月，两个月，大家在一起只是吃饭，聊天，不谈买卖，建立了很好的关系。”
但从第三个月起，曾宪梓开始等待对方的一句话。
不久，他就等到了。
“终于有一天，一个部长问我，曾先生你是干什么的？往你家里打电话，说你去推销了，你推销什么啊？”
曾宪梓坦诚作答，“我是家庭手工做领带的，推销领带。”
部长说，“我们需要啊，你拿来看看，如果合适，我们买。”
“三个月，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。”
之后，金利来，火起来。
再之后，金利来成了“男人的世界。”
1973年，香港遭遇经济萧条的冲击，百货公司纷纷限额购货，很多以百货公司为渠道的工厂或公司受此牵连，经营不济，甚至关门破产。
但危机之下，曾宪梓的生意却逆势上扬。
他逼自己想了一个办法——一个可以载入商业史的新办法、大办法。
曾宪梓找到百货公司商量：“你借个领带架子给我，借个台子给我，我自己供货，自己卖。卖好了，我七你三，卖不好，我兜底。”
老板们觉得这种不拿本钱备货，又能保证一定效益的方法十分可行。曾宪梓就一个公司，一个柜台的攻城掠地。
“通过这个方法，我们比把货卖给他们再由他们卖，生意高出五倍。”
不久之后，曾宪梓发明的这个方法，成了很多公司采取的营销模式之一，这就是，一直沿用至今的专柜模式。
谈及这个经历，曾宪梓说：
“我一个不懂生意的人，要做好生意靠什么呢？靠脑子。我看到什么，我想到什么，遇到什么困难，马上拿出个办法出来。所以，企业家的脑子，是不能停的。”
专柜模式让曾宪梓化解了危机，也开启了金利来更快速的规模化成长。
至20世纪80年代初，金利来已由单一的领带迅速扩展至皮具、男士配饰，并将业务拓展到中国内地及东南亚。
1992年6月，金利来在香港上市。此后，金利来迅速火遍神州大地，“金利来，男人的世界”，成为一代人共同的记忆。
1978年，内地可以回了。
曾宪梓第一时间回到家乡，兑现他在东山中学，在港英桥头的誓言。
虽然资金并不宽裕，他依然毫不犹豫给母校东山中学，捐赠了大量教育设备设施，以及崭新的教学楼，还送给当地政府两部汽车。
乡亲们依然极其落后与贫穷的景象，深深刺痛了曾宪梓的心。
回到香港后，他给自己立下一个规定，无论多发达，都要坚持省吃俭用，节约出每一分钱，每年为家乡解决一些难题。
500万、1000万、3000万、5000万……一笔一笔地被他捐到家乡，捐到内地。
1992年，捐资1亿港元设立曾宪梓教育基金；2003年，捐资1亿港元设立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；2008年捐资1亿港元成立“曾宪梓体育基金”……
2012年、2016年夏季奥运会结束后，两度追加1亿港元捐给体育基金，最终单是为体育基金就捐资3亿港元……
20多年来，曾宪梓已累计捐款逾11亿港元，而且数字还在增加。
“只要生意不破产，只要曾宪梓还活着，我对祖国的回报，就一天也不终断。”
与之对应的是，他每天的生活开支不超过30元（后来物价上涨，改成50元）的抠门和节俭。
“去了香港几十年，我还没有到过夜总会，还没有到过舞厅，还没有到过卡拉OK。我不喝酒、不赌博、不抽烟，没有这些嗜好。我只有艰苦努力地创造财富，因为我要回报祖国，我的终生理想就是终生要报效祖国。”
但捐款，只是曾宪梓报效祖国的一部分。
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曾宪梓的主要精力都用在了社会公共服务之上。
他先后担任香港事务顾问、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、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、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等职务，为香港回归和回归后的发展奉献至今。
他还做了10年广东省政协委员，7年广东省政协常委，后来又是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，也是香港回归后多年唯一一位全国人大常委。
至今，曾宪梓还身兼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名誉副主席、中华海外联谊会名誉副会长、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荣誉会长、香港客属总会荣誉主席、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、北京师范大学名誉教授、中国人民大学名誉副董事长等职。
在过往几十年的大多数时间，曾宪梓不再是企业家，而是一面爱国爱港的旗帜。“不论谁损害我们国家，伤害香港，我都不会允许的，据理力争。”
1997年7月2日，香港回归祖国的第二天，特别行政区政府举行盛大表彰仪式，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亲手颁授大紫荆勋章给曾宪梓，以最高荣誉表彰他对香港和国家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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